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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统战和政协工作的实践者徐冰
发布时间:2015-01-28 10:18:27 ?| ?浏览:12265 次 ?| ?来源:中央统战部
? ???徐冰,1903年1月出生在河北省南宫县一个富农兼商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翻译,从事过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徐冰在重庆与文化科技界和上层民主人士交往密切,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斐然。他为人热情直率、平易近人,深得党外朋友的信赖与好评。

? ?? ?勇于承担责任

  1949年7月,时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协助李维汉工作。不久,他又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从那时起,徐冰历任一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三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主管中央统战部全局工作,徐冰分管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工作。在李维汉病休期间,徐冰就成为统战部代理部长,这种格局基本上延续到了1964年12月。由于李维汉侧重于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制定,因此,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徐冰负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内部对于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问题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任务已经完成,因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一种认为现有的几个民主党派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没有根本区别,可以合并到一起。救国会的同志认为今后救国的任务已不存在,开始酝酿取消救国会。徐冰虽然了解到这种情况,但没有及时劝阻。1949年11月中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干部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力主“光荣结束”,取消农工党组织。持这种意见的虽然只是少数,但说话很有分量,因为被认为是“代表进步的意见”;另一种人数较多,不愿意取消组织,但不敢力争。徐冰在会上提出了“不忙于结束,创造将来结束的条件”的观点。

  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救国会解散宣言,宣告救国会正式解散。这时,毛泽东已于两天前离京访问苏联,他回来后对救国会解散一事很不高兴,认为救国会应该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此后,李维汉、徐冰等积极去各党派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解散,从而在政治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徐冰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为了适应新时代、新任务,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他们现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公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过去的章程和纲领里边,还有旧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将修改过去的章程,总结过去的工作,整顿组织,以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而努力。

  徐冰还讲到各民主党派会议以后党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是进步分子的团结问题。现在进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风,狭隘的宗派主义,不接近群众,不做群众工作,有被孤立的现象。二是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和成员的职业问题。三是帮助民主党派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政治教育,并做好他们的各种安排,做到毛主席讲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四是要解决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

  在这次会上,徐冰正式承担了自己在取消救国会问题上的责任。他说:“关于救国会的问题,这是我应该向同志们作自我检讨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他还对自己在农工民主党会上所提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认为错误在于“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地指出不应该取消,应该继续存在和工作”。

反右派运动中的两难处境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21日,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学习、讨论、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在讨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时,徐冰指出,“左”的宗派主义是妨碍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说:几年来,国家吸收了大量的党外人士参加工作。没有他们的参加,建设是不可能有此成绩的。他认为,在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党内有迁就主义的倾向,但大量的普遍的是“左”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为对非党人士政治上、作用上的估计不足。
关于政协工作问题,徐冰认为:政协应该说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重要的一个机构。政治协商本来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民主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我们做得很不够。应该研究解决党委如何重视政治协商(协商的作用很大)和党如何扩大民主生活的问题。在关于“放”的精神的理解上,他同意放,认为放得还不够。在阐述放什么、怎样放的问题时,他主张不仅要放民主,放言论,还要放手让人家行使职权,放心让人工作,放手打开我们的活动圈子。

  对所谓“重安排、轻改造”的说法,徐冰表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他说,是不是重安排呢?应该说是够重视的,但还不够,会后还要做下去。但是不是轻改造呢?在政协工作中我还看不出来,就是在统战部门中,我也不这样认识。他说,在思想改造中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一些毛病,如思想性、政策性不够等,但不是轻改造的毛病。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徐冰也与个别人谈话,请他们消除顾虑、敞开思想帮助共产党整风。当他意识到反右派斗争将要坚决进行时,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跟一些党外朋友打了招呼。他在7月13日的统战部长会议上说: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和风细雨,个别的情况可用狂风暴雨。斗争场合要集中,不要到处都斗。划分中右时应该宽一点,搞紧了容易把他们划成右派,可右可不右的人宁肯划成中右。同时,他一直认为不能把斗争与安排、批判思想与使用人对立起来。

  反右派斗争使徐冰扮演着极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从感情上说,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党外朋友受到冲击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为了要贯彻中央精神,还可能伤害这些朋友。如与他交往多年的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被认为发表了错误言论受到批判时,徐冰的心情是沉重的。被划为右派的人中,有些是因为所谓“二流堂”问题。“二流堂”被说成是“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团”。尽管徐冰实事求是地指出,所谓“二流堂”实际上是抗战时期党联系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一个场所,与“二流堂”常相往来的都是一些倾向进步的朋友,但他无法改变事情发展的大方向。“文革”中,此事又被翻了出来,许多人受到株连,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

宣布“五不变”政策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1958年继续蔓延,对党外人士发动了遍及全国的所谓“自我检查”的“向党交心”运动。在“交心”的高潮期,工商界提出了放弃定息、放弃高薪和下放参加体力劳动等要求。当中央统战部及时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定息不能取消;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以不动为好。在这个大背景下,1958年六七月间,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000余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7月1日,徐冰在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指出今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以工作岗位为基地;而参加体力劳动、到工农中去、到实际中去则“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分别他们的各种不同情况,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适当推行”。

  经过反右派斗争与“交心”运动,徐冰深深感到民主党派成员“有恐惧心理,有些自卑”。他说:“今后对民主党派怎么办?不能长久紧张下去,我想应该缓和一下。”在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徐冰继续强调要缓和。他说,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是尖锐,而是缓和了下来,那种认为最好把资产阶级分子送去劳动改造的看法,不符合党的政策。从理论上看,认为“革命越深入化,阶级斗争越尖锐”的观点,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
1959年,中央统战部举办元旦宴会,招待民建、工商联参加中执委联席会议的与会人员。徐冰出席宴会并致祝酒词。他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轻松短小的祝酒词中,向党外人士宣布了“五不变”政策。“五不变”,即定息政策不变,高薪待遇不变,学职学衔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不变。徐冰归纳的“五不变”,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安定了党外人士的情绪。

与新凤霞、董竹君的友谊

  一天,徐冰来到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家里。这时,因丈夫吴祖光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北大荒,新凤霞只身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侍奉瘫痪在床的公公与年迈的婆婆。更令人痛心的是,自从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后,往日热闹的吴家已很久不见熟人登门了。徐冰看望了新凤霞的公公婆婆,说:我不是代表组织来的,我是祖光的朋友。他鼓励新凤霞往前看。

  对于这份珍贵的友谊,新凤霞夫妇十分感念,说“这太难得了”。新凤霞还说,1949年刚解放,我就认识了张晓梅,并因此认识了徐冰。那时,我们对共产党害怕,觉得共产党是官,官的形象在我记忆里就是打人骂人。可徐冰不像官,他特别群众化,而且爱说笑话。用一句戏剧行话来说,他是个老花脸,也是老生,有时还做小生。有一次,在剧场看戏,徐冰老远就喊我,还有意找一些话题跟我说话。因为我那时也被打成右派,他是故意跟我亲近。又有一次,演出结束后要照相,我已经在后面凳子上站好,他非得拉我到前排去。你说他粗心吧,他又很细心。

  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她少时贫穷,由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后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后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约束,又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解放后曾连续担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8年初秋,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到上海看望她时说:“徐冰同志和大家早就要你写回忆录,待你把素材完成后,再请人进行文字加工,此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其实,郭沫若及董的老朋友张蓬舟(《大公报》着名记者)都曾热心地向她提出,想代劳为她写回忆录,她均未同意。但听了张执一的话后,董竹君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所联系,客观上反映了社会演变,因此,就很高兴地写起回忆录。
  1961年她写了一小部分,政协文史组认为不错,鼓励她继续写下去。此后,虽然历经曲折,董本人在“文革”中还曾入狱五年,但终于在97岁高龄时写完了回忆录,并于1997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她在回忆录的《后记》中写道:“回忆录业已草就,唯张执一、徐冰同志以及关怀此事的有些亲友被无情的时光夺取了生命,未能看到,深为遗憾!”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留有余地”

  20世纪60年代初期,徐冰开始对一些“左”的思想与认识进行思考,并提出尖锐批评。在1960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很左、很进步,这是好的,但‘左’得孤芳自赏,‘左’得脱离群众,有什么可爱之处呢?其实是‘左’得可笑。这种作风必须改变”。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统一战线的性质,二者要兼顾,缺一不可。不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则右;不看到统一战线的性质,则左”。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徐冰指出,“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要重新估计一下,不能说都是老而无用”。他说,老专家有一定的知识、经验、专长,说人家不行,我们自己又不会,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还不行。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是对的,但再加上老专家的技术知识和成就,作用不是更大吗?工人搞试验,可以失败几十次、几百次,为什么不许旧知识分子也这样做呢?有些人本来可以用,信任他,就能发挥积极作用,不信任,就只有睡大觉,又说人家消极躺倒,这样怎么使人活下去?
针对各地都有一些总被批斗的“老运动员”,徐冰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留有余地”的观点。他说,你们老斗,每个运动一来就斗一下,每个事件一来也斗一下,不能越斗越舒服,哪有这回事!越斗,这个阶级、阶层对党的距离越大,离心越远。所以,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留有余地。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界定上,突破了1957年3月以来关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范畴”的观点,明确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统一战线的任务,“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也向统战部提出了用这个讲话为指导,研究统战工作的形势与任务的要求。

  4月23日至5月21日,徐冰主持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徐冰重点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即它究竟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政党,希望能够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是知识分子已改变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由第二联盟走到了第一联盟,即劳动者之间的联盟。

  5月17日,徐冰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周恩来、邓小平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还高度评价了当时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统一战线是长期的,统战工作是得到益处的,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讲政治形势好,就是统一战线的形势好。19日,徐冰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上述重要指示,并作了总结报告。

“中央统战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变”

  1964年12月25日,徐冰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1965年1月,徐冰又当选为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这一年,徐冰先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贯彻彭真对党外人士要“松一松”的指示精神。不久,他又提请中央领导同志召开座谈会,宣布了中央关于延长定息的决定。

  1966年5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徐冰向“总理并少奇同志”报送了中共中央准备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名单。按照惯例,他准备了两份名单,一份大的,一份小的。他说:“其中有些不在京的,但请他们来参加有好处,如程潜、唐生智、李宗仁、荣毅仁、陈此生、萨空了。”周恩来很快批示赞成用大名单,并说:“在外地人可去函,来否听便。”刘少奇也批示:“同意用大名单。”在当时,邀请谁出席会在客观上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但很快,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范围被缩小了很多,徐冰又根据指示重新拟了两份名单。他致函彭真:遵嘱拟的名单是以党派为主的,但限制30到40人很难办到,缩了再缩,正式名单缩到54人,预备名单缩到26人。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是倾向也把预备名单加上去的,这比最后一次国务会议(164人)已缩小得多了。”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用大名单。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徐冰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遭到陈伯达、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突然围攻。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叫嚷要“炮打徐冰领导的统战部”,江青也攻击徐冰“在会上一直唱反调”,徐冰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8月30日,徐冰在全国政协礼堂被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造反派批斗。批斗进行过程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收到一份文件。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由周恩来亲笔批示的文件,内容是应予保护的着名人士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并且已开列了一些应予保护人士的名单。公安部送文件的同志同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即要徐冰按照文件所划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出来。考虑到徐冰还在台上挨批斗,事情不宜久等,金城要统战部干部处的人员根据周恩来指示先把名单拟出来,等徐冰回来签字。斗争大会结束后,徐冰乘车回到统战部。他接过名单,一看是周恩来的亲笔批示,刚刚挨斗归来的徐冰“眉宇间顿时浮现出欣慰的神情,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毫不犹豫地在名单上签了字,并嘱咐尽快把名单送给公安部转报中央”。就这样,一份应予保护人士的名单产生了。

  1966年10月1日,徐冰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这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朋友都是巨大的安慰。他们认为“中央统战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变”。进入12月后,徐冰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先是康生等人借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指派专人对徐冰调查。徐冰实事求是地提供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指出“这件事情的结论只能请中央决定”。到1967年,统战部的造反派开始追查徐冰的历史,造徐冰的反,说他被捕过就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叛徒、老右派。6月13日,他被北京卫戍区监护、看押。

  1972年3月14日,周恩来得知徐冰病情恶化,立即批示将他送到阜外医院治疗。当晚10点半,原卫生部军管会主任谢华给医院来电话说:“总理指示,徐冰住院后要全力抢救。”接着,总理办公室也来电话:“徐冰的病情要及时报告总理。”但因徐冰患有多种疾病而且病情严重,又拖了太长的时间,终因抢救无效,于3月18日去世。当周恩来看到阜外医院写的关于徐冰的治疗情况和死亡报告后,很动情,指示立即通知徐冰的家属。他还约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谈话,要求全面检查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指出:中央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的住院,身体弱的加点儿营养,不要等人病危了再去医院治疗。

  十年内乱结束后,随着全国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徐冰的亲人也开始向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对徐冰的问题作出正确结论。1979年1月14日,叶剑英在一封信中说,“徐冰同志有几十年的历史考验,建议中组部考虑昭雪”。2月8日,中组部致函中央统战部,请加紧复查处理徐冰案件。

  4月16日,中央统战部作出《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说,原中央专案一办给徐冰定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所作的《关于叛徒徐冰的审查结论》应予撤销,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徐冰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补发生前工资,妥善处理受株连的亲属问题。7月3日,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所作的《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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